入世后经济犯罪侦查工作的对策思考

　　中国入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将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对经济犯罪侦查工作来说也是如此，在一定时期内，经济领域犯罪将更加猖獗，经侦工作将面临新的挑战。如何正确把握当前经济领域犯罪的特点规律，科学预测加入WTO后经侦工作面临的新挑战，研究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对顺利完成新形势下的经侦工作任务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加入WTO后经济领域犯罪的新特点

　　(一)新的经济犯罪类型将不断出现。

　　加入WTO后，现有的经济犯罪类型还会继续存在，新的经济犯罪类型将不断涌现。一是随着国际间经济交往日益增多，涉外诈骗犯罪活动逐渐增多，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和国际经贸活动日益频繁，一些境外不法分子将打着合资、合作的幌子，在国内大肆进行犯罪活动;境内外犯罪分子相互勾结犯罪案件将大幅度上升;国内的犯罪分子为逃避打击，作案后也往往携款逃往境外。二 是在国际贸易中，信用证(卡)成为支付的常见方式，不法分子往往利用信用证可信程度比较高的特点，采取伪造信用证(卡)等手段进行诈骗活动。三是当前世界各国的洗钱犯罪活动有愈演愈烈之势，并呈现金融市场较为发达的国家向金融市场尚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蔓延的趋势，我国入世后，将大开门户，广引外资，给洗钱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四是入世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将不断增多。

　　(二)发案数量继续攀升，大案比重加大。

　　入世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贸易活动的日益频繁，经济领域的竞争将更加激烈，不法分子在经济领域的作案也将逐渐增多，而且往往涉案金额比较大。从统计数字看，近年来经济犯罪案件增长的速度明显高于其他案件的增长速度，其中大要案件尤为突出。前几年我局破获的经济犯罪案件中，涉案金额几十万元的大案并不多，而近两年来发生的经济犯罪案件涉案金额达百万元以上的已屡见不鲜。如2001年我局破获的吕孙毅诈骗案涉案金额达200多万元;同年破获的黄阿福非法经营案涉案金额也达148万元。

　　(三)犯罪领域不断扩大，侵害客体增多。

　　入世后，随着人、财、物的大量流通，经济犯罪已深入到金融、财税、证券、保险等各个领域，受害客体也由原来往往是单一客体而转向众多的客体，这些客体已涉及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人，既有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又有个体户、农民以及国家干部、农村基层干部。如2001年破获的欧国庆挪用资金案，挪用34名客户的保险费共计13万余元;上京镇陈成钟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涉案金额390万余元，涉及人员多达600余人。

　　(四)经济犯罪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多样性和智能化特点。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犯罪分子受教育越来越高，入世后，一些经济犯罪已从传统、初级的手段向高科技、智能化方向发展。犯罪分子往往利用某种“合法”外衣，钻法律、法规的空隙，或者利用自己掌握的技术和知识专长，钻管理工作的漏洞和薄弱环节，在其熟悉的领域从事经济犯罪活动，有的犯罪分子利用电脑等高科技手段作案，精心策划，设下圈套，引诱对象上当受骗。

　　(五)经济犯罪的国际化趋势加强。

　　我国加入WTO后，将逐步同世界经济接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贸易活动的日益频繁，国外的经济犯罪分子与一些商界名流一样，将触角伸向国内，利用我国开放政策，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以及国家间的法律制度的差异，实施跨越国境的经济犯罪。同时，国内的犯罪分子也将犯罪空间向境外、国外延伸、拓展，境外、国外的不法分子向国内渗透，寻找代理人，使经济犯罪出现“土洋结合”、“内外勾结”的现象。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社会制约机制弱化，法律建设滞后等现象不会在短期内消除，也就难以阻止境外、国外的犯罪分子在国内出现和跨境犯罪的实施，这种国际经济交往带来的经济犯罪，随着我国加入WTO而将更加激烈。

　　二、加入WTO后经侦工作面临的挑战。

　　(一)经济犯罪案件的取证难。

　　经济犯罪跨省市作案多，加之经侦办案经费的短缺，给取证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一些外省市公安机关出于地方保护主义，对前来调查取证或追捕逃犯的外地公安机关协助配合力度不够，往往只是象征性的。经济犯罪案件大都是年前案件，涉案时间较长，往往因一些自然或人为的因素使一些原始凭证、记录、帐本等证据灭失或销毁，造成取证难度加大。“入世”后新型犯罪手段的不断涌现也给取证工作带来了新的难题。如2000年浙江省平阳县林基任、林乃满、洪玉基三人到我县以开办阳光工艺玩具厂招收工人为名，通过一系列有预谋的活动，精心组织策划，骗取105名工人的培训费7万余元后迅速逃离。由于此三人均属外省市人，我公安机关多次赴浙江省取证、追逃，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花费大量的物力、人力才将犯罪嫌疑人林基任抓获。

　　(二)经济犯罪案件的定性难。

　　当前法律法规还不完善，司法解释滞后，存在地区之间划分的标准不统一，以致对部分案件性质的认定难以统一，如有的行为有社会危害性，甚至造成较大经济损失，但法律无明文规定，有的法律规定过于抽象，表述概括性过强，又无相关司法解释相辅，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入世”后经济犯罪手法日趋狡猾，具有隐蔽、多样、智能的特点，犯罪分子往往利用某种“合法”外衣，钻法律、法规的空子，增加了经济犯罪案件的定性难度。由于上述等问题的存在，使检、法两家与公安机关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上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认识上的分歧，造成案件批捕难、起诉难。

　　(三)经济犯罪案件的处理难

　　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严重，部分党政机关、政法部门的负责同志，对经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对打击此类犯罪不够重视，对案件查办不力，对经济犯罪分子惩办不严。个别地方党政领导只看到眼前利益、局部利益，而把经济犯罪分子当作“能人”、“有功之臣”加以保护，甚至还有部分领导干部为经济犯罪分子充当“保护伞”，该查的不让查，该打击的不让打击，以保护地方企业为由，不让处理人犯，这使得公安机关在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时受到严重干扰。另外，一些案件的当事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经常向公安机关或上级有关领导反映问题，有时十分片面和偏激，既牵扯了领导的精力，又妨碍了办案工作，经济犯罪案件处理时各种关系纷至沓来，说情风较严重，影响了执法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